据 网易新闻 报道： 遥感道歉

　　虽然很愧疚，但是也委屈。其实国办只要批准我们在总理救灾专机上搭载一点遥感设备，保证总理救灾专机飞过的地方，5分钟就出图。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可能是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还不是很充分，但愿能总结这次教训，而不是过早的高唱凯歌！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是啊，我们要想进步首先必须看到自己的不足，要在对自己的否定和肯定当中前进，另外，杨老先生说的话“就因为讲了几句实话，就遭受打击”和我前几天看季羡林老先生说的“谎话全不讲，实话不全讲”仿佛有相同的地方。人有时候是不敢实话实说的。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吧。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从宪法到宪政——国人百年未竟之梦想

　　近十余年中，中国社会转型骤然加速，市民社会、多元化社会、断裂型社会和陌生人社会愈发清晰——这种种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是，社会秩序已无法再经由传统的伦理本位或政治本位得以维系，若无契约本位的宪政保障，则此三千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不免将有陷入“大乱局”的危险?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只有真正实现以法治国,保护好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才能实现国人梦想!

作者：卢周来  1970年生,安徽安庆人,任教于北京某大学,并兼任当代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理事等职。专业擅长经济思想史与防务经济学。

一、“公平是至上的美德”

明确提出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之美德的是罗纳德·德沃金，一个著名的美国经济哲学家。在其著作的开篇，他就明确提出，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而宣称对全体公民拥有统治权并要求他们忠诚的政府，它必须对于全体公民的命运表现出平等的关切，否则其合法性值得怀疑。在解释其观点时，德沃金用的是法哲学的观点。他认为，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否，实质是法律制度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不公平的法律制度导致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结果。而法律制度又是政治的最集中体现。法律制度不公平，政治当然缺乏合法性。由此，可以导出另外一套相关的逻辑：一个追求财富公平分配的政治，当然会导致好的法律制度，因而也具备合法性。所以，平等具有至上的美德。

其实，从现代西方法律传统我们也能看出公平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与我们中国某些学者强调的“程序正义高于结果”相反，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说，西方法律传统其实是“程序正义的马车不能停在实质公平这匹马之前”。古老的罗马法就区分严格法和衡平法，前者通过有专业素养的法官和律师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与程序来保证判决程序正义的实现，而后者则通过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用来保证正义的判决同时是公平的，符合公民的常识、道德与良知。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通常占据上风。在现代法律传统中，衡平仍然是法律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原则。在普通法传统下，衡平法一直是大法官法庭所适用的独立法律分支，当衡平法和普通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具有至高的优势地位。这使得建立在道德和公正之上的公平原则得以继续发展，并且被用来纠正在特定案件上适用正式法律规则带来的过分严厉或不公正的结果。在市民法传统下，尽管衡平法用作法律来源的限度要小于普通法传统，但市民法本身就已经把公平理念整合进正式法律，也就是说，公平被看做是法律的一部分，应该通过应用正式法律规则来实现。即使如此，就如同在普通法律体系中一样，倾向公平的法律条文被用来纠正应用其他正式规则而产生的不公平结果。由此看来，在现代法律传统中，公平始终是高于正义的，或者说，先有公平，后才有合法性可言。

当然，公平是至上的美德，并非是政治或法的观念，而更是我们人类社会中人性以及追求幸福的需要。

首先，追求公平是人类社会天生的偏好，最近几年发展的实验经济学成果有很好的证明。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最后通牒”游戏（the Ultimatum Game）。这一游戏构造了这样一种情境：有两个参与者A与B，给A一百美元钱，但前提是A必须提出一个被B所接受的划分这笔钱的方案，如果A提出的划分份额被B拒绝，那么A与B什么都得不到。两个参与者都不知道另一参与者的真实身份，且都被告知他们永远不会跟对方再次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按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的结果，A提出的划分方案应该是给B尽可能小的份额，比如一美元，而B也一定会接受，因为A知道，对B来说，接受了毕竟意味着能得到一美元，而不接受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实验者在高度异质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几百次实验，数额从一小时的报酬到一个星期的报酬都有，反复出现的情况是，A提出的分割方案给B的比例都很高，其中最频繁出现的分割比例竟然是百分之五十。这与标准经济学理论中人的自利性假说相反，表明人类有本能的追求公平的倾向。

世界银行2006年年度报告中还援引《自然》（Nature）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猴子拒绝不平等的报酬”，以作为遗传学证据表明人类社会天生偏好公平。该文章说，两位动物学家利用棕色卷尾猴进行交易实验。实验人员把两只猴子放在相互隔开但彼此之间可以通过视觉和声音进行接触交流的两个笼子里，然后给两只猴子各一个代币，如果猴子把代币还给实验人员，就能立刻兑换成食物。在第一组平等性测试中，无论哪只猴子交还代币，它都将得到四分之一个黄瓜片，实验表明，两只猴子仅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机会不愿意拿代币换食物。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组不平等测试。考虑到卷尾猴在葡萄和黄瓜片之间更喜欢吃葡萄，第一个猴子交还代币，可以得到一粒葡萄；而第二个猴子交还代币，还是像往常一样得到黄瓜片。实验结果非常惊人：因为意识到交换的不平等，两只猴子不愿意拿代币换食物的概率竟然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在能换到葡萄的猴子与只能换到黄瓜片的猴子之间概率差不多。

我们某些经济学家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是收入较低的人才更偏好公平，但上述两个实验都推翻了这一结论。一个同样有意思的调查结果是由近期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提供的。在对几个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公民表现出对平等的强烈偏好，即：各个收入层次的公民通常认为较低收入的职业应该得到更多报酬，而较高收入的职业应该适当降低其收入。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平是更符合人性的。

其次，公平的社会可以提高公民的幸福感觉。世界银行年度报告透露，近期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有一项研究，请被调查者个人回答下述问题：“在下列选项中，你认为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太幸福？”著名经济学家阿莱纳等人基于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测量了客观的收入不平等，结果发现，当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时候，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不幸福的，即便在控制了个人收入及一系列的个体特征以及年份、国别等虚拟变量之后也同样如此。有意思的是，不久前，中国知名媒体《南方周末》在对中国富人进行调查时发现，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幸福，

为什么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会降低公民的幸福感？这更似乎是一个社会学的话题。可以肯定的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不公平的社会中，人群之间分配性冲突会加剧，严重时可能造成穷人与富人之间“低烈度”的“战争”，即“拉美化”现象，这样的社会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当然没有幸福可言。

正因为追求公平是人性的需要，追求公平就是追求人类的幸福，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一部人类历史看做是追求公平的过程。仅仅是晚近以来，这种追求公平的过程就成功地推进了人类的进步。这些成就包括美国的人权运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民主运动、一些巴西城市中出现的参与式预算行为，以及在印度喀拉拉邦所展开的土地、教育和地方政府改革等等。也是在这其中，弱势群体成功地打破了不公平造成的陷阱，成为这个社会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原本强势的阶层也因暂时的让步换得了长远的利益保证以及生活的安全与和谐。

二、中国社会公平状况不容乐观

到底什么是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可以说一百个经济学家就有一百个说法，但分歧中总应该有部分共识。2006年世界银行综合学界各方观点后，把社会公平确立为两项原则：第一项是“机会公平”，即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主要取决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与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国等其他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的。第二项原则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尤其是享受基本健康、教育、消费水平的权利。而据这两项原则，我们也可以对中国社会公平状况作一检视。

关于“机会公平”原则，并非是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把大家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是这样，恰恰是没有排除那些个人不可控因素尤其是出生对于个人最终所得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要靠社会政策来“损有余、补不足”。“损有余”的方法就是依靠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以及遗产税等手段，对富人拥有的资源进行适当的控制；而“补不足”就是通过社会的各种援助政策对拥有资源少的穷人进行适当补偿。而这一点，实际上在西方现代经济学界是有共识的。罗纳德·德沃金就指出：“个人在那些其不能控制或者不能得到负责照顾的方面，应该得到补偿。”他赞成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即“对那些力所不及的先天差异，包括能力上的差异给予适当的补偿”。约翰·罗默尔则认为，“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不仅影响到其投资的努力程度，而且影响到其最终能够达到的福利水平”。因此，他主张“公共行为应该致力于使有利条件在不同境况的人们之间实现均等化，以使他们能够自由的配置其努力程度”。就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与乔治·布坎南也是这么认为的。奈特认为：“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公平”就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因为“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就被破坏了”。所以，只有社会政策使得“公平的权利分配优先于竞争”，这才是“机会平等”的真正实现途径。

以此检讨中国的公共政策在造就“机会平等”上的表现，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中国此前阶段的公共政策不仅不是“损有余、补不足”，反而过分偏向这个社会中本来就拥有更多经济与行政资源的地区或人群。理论上讲，如果是促进公平的公共政策，农村及西部应该是政府公共投资的重点，然而，恰恰是城市与东部占了政府投资的绝大部分。据统计，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度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百分之十三点四三，下降到2003年的百分之七点一二。东部沿海地区在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府又辅以行政手段、计划途径，对其实行了倾斜的投资、贸易、税收、财政政策，如税收减免、大型基础设施布局等等，使得“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五年，也是东西部差距继续拉大的五年。以主要经济指标为例，2003年与1999年相比，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七点五一下降到百分之十六点八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相当于东部地区的百分之四十点一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再以教育与卫生资源为例，贫困的农村及中西部也理应受到政府公共教育与卫生资源的倾斜，然而在全中国九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拨款一项，东部地区占据了一半以上。如今医疗条件最好的北京，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为六点三一，条件最差的贵州只有一点五二，两者相差四点二倍；而在1982年，条件最好的上海与条件最差的广西相差不过三点一倍。目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城市居民享受着三分之二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占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人口却仅获得不足三分之一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税收政策更应该体现“损余补缺”，但中国税收长期是反向调节。财政部公布的数字透露，全国约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百分之八十的银行存款，而他们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百分之十。而到目前为止，普通工薪阶层仍是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百分之六十五来自工薪阶层，这一比例比2000年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六又增长二十多个百分点；与此相比较，年收入在十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的来源。

戴维·米勒曾经把“机会平等”的实质界定为“应得（Desert）”原则，通俗地讲，就是你付出的可控性努力越多，你分得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而中国广泛存在的非法暴富现象是对“应得”原则的严重挑战。美林集团《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表明，截止2003年底，中国内地富豪总数达二十三点六万人，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这二十三点六万人拥有金融资产九千六百九十九亿美元，直逼中国一点四万亿美元的GDP。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所拥有的人均四百一十万美元资产，其获取时间不过二十几年。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中国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四千一百多亿元，摊在十三亿中国人身上人均达三百一十五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指出：中国富豪们的发迹史几乎冲毁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应得之物”的信心，造成了广泛的相对剥夺感。

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国社会人人都是机会均等的，而且富人财富的获得也具备正当性，这个社会算不算公平呢？这就涉及世界银行提出的第二条原则：“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作为这条原则的具体化，世界银行提出，首先社会中不能有绝对贫困，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与受教育权”；其次，社会中不能出现过度财富分化，否则可能导致公民共同体分裂。而从这两条检讨，当下中国都存在严重的不公平问题。从保障基本需要看，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网基本被摧毁，一些本应该由政府负责的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改成由老百姓个人承担，使得大量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的老百姓的基本需要根本无法保障。尽管因看不起病而等死，以及因缴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的现象并不普遍，但只要存在，即使是少数，也会因其涉及基本人权以及因怀疑政府丧失了基本的救助功能而使穷人普遍怀有绝望感，这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从财富分化角度看，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在2005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排序，中国在一百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八十五位，已经与后面三十五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的水平相接近；报告指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二十七年间扩大了百分之四十。因此，报告结论认为，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所以，这样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一边是矿工明知危险仍然抱着“炸死比饿死强”的心态下矿，而另一边是黑心煤老板在北京车展会上叫嚣：“信不信连车模小姐一起买走！”

其实，中国当下最大的社会不公平还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公共领域中广泛存在的社会排斥现象。在消极排斥方面，往往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在北京，稍微具备一点档次的商场、影院、博物馆何曾见到过农民工的身影？在积极排斥方面，往往是经济、社会某些规章或规定导致弱势与贫困人口无法进入某些社会空间。比如，在经济生活中，金融系统对贷款人担保或抵押的限定，以及近几年出台的限制小额存款的规定，将所有的贫困人口排除在金融系统服务范围之外。在社会生活中，大城市对小排气量轿车的限制、宾馆门口“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的告示牌，都将低收入者排除在某些场合之外。公共决策领域的社会排斥则表现为强势集体一边倒地主导着关于改革设计的公共辩论。以医疗改革为例，只要看看设计改革的是些什么人、什么机构，就知道这个制度肯定是不成功的，其中财政部门代表抱怨医疗包袱太重；医药企业代表说企业利润太低；社会保障部门代表说医保资金入不敷出；医院的代表说医生待遇必须提高，医院需要资金更新设备。而恰恰最重要的代表即患者与老百姓被排斥在方案设计之外，于是，医疗改革就变成了政府扔包袱、药厂与医院涨价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案。而可笑的是，就在国际范围内都对中国医改予以批评时，那些当初的方案设计者现在仍然因为高坐在某些要位上而具有替自己的方案辩护的强势话语权。

中国的社会公平状况的确恶化到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程度了！

三、“更多社会主义”

我们需要解决不公平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中国的知识界，公平一度竟然成了一个被玷污的名词。曾经有段时间，不仅自由主义者攻击这个名词，将追求公平与乌托邦梦想和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左派说起公平竟然也不能理直气壮。究其原因，我们可以说，部分精英不道德地利用了“社会公平”这个名词，将其与贫困、绝对平均主义、政治压迫以及剥夺财产权等造成的恐怖联系在一起，胁迫我们放弃所有的严肃的激进的信仰。也就在其中，齐泽克称之为“保守的自由主义流氓恶棍”便可以为现存秩序进行辩护：他们知道有腐败、有剥削以及诸如此类的不公平现象，但是，他们可以将所有试图改变不公平现状的努力指责为具有乌托邦和民粹主义的危险性，认为它们是反改革开放的，甚至是反现代化的，因而不可接受，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认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绝不仅仅是政府某些政策层面的调整可以解决的问题。在思想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遗产的重要价值。

在思想史与社会史上，社会主义作为左翼思潮，本身就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百六十年来一切左翼思想的源头，就源于直面人间的不公平事。弗·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这样论述其思想的由来：“卡尔·马克思对最高认识的不倦追求，是发源于他内心的最深厚的情感的。正像他有一次率直地说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或者像胡登所说的，上帝曾经赋予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别人感受得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别人感受得更深切。”

被马克思批判过的“调和派”人物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本质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面对当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鸿沟，尤其是面对着劳动者的深重苦难，他发出了这样的不平之鸣：“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与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做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结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有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而干着最繁重最肮脏的活的人所得甚至无法肯定能否养家糊口；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做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难在天平上将轻如鸿毛。”

当然还有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中国人知道得较多的可能是他支持“面包是穷人的权利”以及“穷人对富人的斗争”，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有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担心。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承认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的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当真，我想到了那个时候，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像，他们将粉碎诗人所非常喜爱的艺术方面的一切游戏和虚幻的想像；他们将要毁坏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种马铃薯……我的诗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但面对着当时那个不公平的世界，这位伟大的诗人接着写道：“虽然如此，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这个对于我一切的趣味和爱好如此敌视的共产主义，它对于我的心灵发出一种诱惑力来……因为它的对面是一个旧世界。但愿这个旧世界崩溃，这个好人遭殃、坏人得势、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但愿它遭受彻底的破坏，这个外面粉刷洁白，里面充满了欺骗和腐败的坟墓！并且应该给这位香料杂货小商贩祝福，他将来要把我的诗集做纸口袋来给可怜的好老太婆包咖啡或烟丝，这些老太婆在我们今天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上或许连这种享受都得不到呢！”

除了作为社会不公平的产物，社会主义同时还是社会不公平最好的解毒剂。

欧内斯特·芒德尔面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反社会主义浪潮曾经指出：“在对社会主义一百五十年的斗争经历进行反省时，我们的指控在这一点上应该留有余地……社会主义者一百多年来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现实发生了世界性的根本变化：一百五十年前，八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一百五十年前，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七十二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缩短到了三十六小时。一百五十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此外，人们不再简单地相信1850年、1900年或1944年时曾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价值：‘这是上帝安排的’、‘贫困总是存在的’、‘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杰出的人’、‘最优秀的人统治着我们’”，这也是因为社会主义曾强调“创造幸福要靠我们自己”、“贫困源于剥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结果。

即使是被我们中国某些智识者现在努力在抹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世界历史上却是左翼思想推动人类进步最快的年代。作为对东方社会中社会主义左翼浪潮的呼应，在美国等西方社会，彻底冲破种族、肤色、性别与信仰造成的不公平的民权运动恰是在这一时期发生，并最终重新塑造了一个将“社会公平”视为基本的“政治正确性”的世界。

我之所以回顾这段社会主义思想史，当然还是为了针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

2004年以来，“郎顾之争”开启了中国知识界关于改革之争，而支撑争论背后的，恰是因改革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但是，有人为了能在争论中占上风，很轻松地使出惯用的手法，认为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是第三次“姓‘社’与姓‘资’”之争。正如我前面所言，在这些人看来，只要唤醒了人们关于某个年代的回忆，以社会公平为基本诉求的社会主义，就好像将与“贫困”、“专制”、“财产剥夺”联系在一起而身负原罪，因而就可以让对手噤声。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普通百姓并没有被唬住。到2005年年初，南方有一个媒体发表了题为《更多社会主义、更多市场经济》的评论。对着这个标题，我感慨万千：面对中国社会愈来愈大的贫富鸿沟，在“社会公平”这个词被忽略甚至被玷污了若干年后，我们终于有人重新提出：在需要“更多市场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更多社会主义”。这使我又想到海因里希·伯尔在其著作《保卫马克思》中曾发出过的呼吁：保护卡尔，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社会主义是可怕的幽灵！

是的，建设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我们需要更多社会主义！

                                          来源: 国际在线(北京)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卢周来：避免形成“反市场”的危险联盟

　　对于贫困人口来说，一个保障体系是必须的，这个体系不但能简单地帮助贫困者度过经济危机，而且能够帮助他们在完全丧失原来的职业以后重新恢复过来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关键是要有有效的保障体制和激励措施,才能够让市场更加有效的运做!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柏杨：中国人与酱缸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但如果有兴趣参与，就应该参与，因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条法律颁布下来，不但金钱没有保障，连自由、生命也没有保障。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说的非常有道理,看来哪天有时间真得拜读一下他老先生的文章了.

                                      蓝海林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企业集团”的概念不清、使用混乱越来越强烈地困扰着我国学术界、法律界和企业界。在对企业集团的学术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之间甚至是国内学者之间都很难进行学术对话，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企业集团”有不同定义或看法。在我国的法律和工商行政管理领域，企业集团被明确规定不是独立法人，然而实际上许多企业集团却“变通”地被注册登记为“企业（集团）”；在企业界，一些成长中的中型企业正在想办法通过建立母子公司产权纽带而成为企业集团，而另一些企业集团则在努力减少内部法人，从而逐步转变成为大企业。造成上述分歧和对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和高速变化中的经济转型时期，为了满足某一阶段的改革需要我们引进了“企业集团”的概念，而这个概念随着改革任务的变化在内涵与外延上发生了改变，甚至背离了概念的原义。现在这种对企业集团概念内涵和外延所做的阶段性的改变，又在新一轮的改革与实践中与原义发生了背离，甚至可能约束下一阶段改革实践的发展。因此，通过回顾中国企业集团的发展过程，了解企业集团概念在中国的变化及影响，分析中国企业集团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形成共识，明确界定中国“企业集团”的概念和用法，这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学术界的分歧和解决中国企业集团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均有重要和紧迫的意义。

“企业集团”概念的原义 

　　尽管到目前为止，企业集团（business group）的概念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但是“企业集团”作为法人企业联合体的观点可能是最没有分歧的一种认识，因此对企业集团概念的认识应该从企业集团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企业开始。 

　　新制度经济学中众多理论与研究对企业的本质、企业的边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COASE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为降低交易成本而产生的一种替代组织与制度安排，因此企业存在的理由或者合法性就在于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企业的边界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一个开始于单一形式的企业，将不断扩大，直到使新的活动内部化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扩大的趋势才会停止。”企业不是因为人具有控制他人的欲望而存在的，也不是为了在行动中表现出“集体性”而被认可的，企业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具有特殊的结构优势。 

　　在整个社会生产或者经济体系中，企业和市场是2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两者是处于2个极端的和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然而在交易成本的影响下，在企业与市场的“连续统一体”或者“谱系性结构”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制度或者契约安排，作为中间形式的其他制度或者契约安排只是少量或者不稳定的现象，一般会向两端转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企业集团看成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 

　　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中间组织，西方学者用于描述这些中间组织的概念很多，但是其中最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应该就是“战略联盟”。战略联盟关系既包含了市场交易关系，也具有企业内部非市场交易的特征。按照联盟的性质或者连接关系的性质，战略联盟可以划分为以下2种： 

　　（1）非资产型战略联盟主要是指多个法人企业因为要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或者满足共同经济利益，而建立的一种稳定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的）契约关系或者合作组织，包括卡特尔、辛迪加、战略性外包、战略网络组织、特许经营、虚拟组织等。基于这种联盟关系，这些法人企业之间会采取一些共同或者互利的行动，但是其中的法人企业并不丧失其独立性。 

　　（2）资产型战略联盟主要是指2个以上的法人企业之间，因为要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或者满足共同经济利益，而建立的一种以产权为基础的联盟关系，例如托拉斯、康采恩、相互持股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等。参与合作的法人企业与新建立的法人企业之间是法人企业之间的关系，应该以产权为纽带并遵循公司治理制度的安排，因此绝对（或者相对）控股一方对新建企业的影响更大一些。 

　　这种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或者制度安排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由来已久，例如在1867年德国就出现了第一个卡特尔组织，但是西方学者或国家并没有把这些中间组织称为“企业集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学者在研究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才第一次对这种企业之间的联合关系予以重视和研究，称之为“企业集团”，并且发现不仅是日本、韩国，而且在其他国家与地区也存在着名称不同、性质相近的概念去描述这种法人联合体的现象。西方学者之所以对这种特殊的联合体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大企业或者战略联盟的一些特点： 

　　第一，企业集团不是指一个独立法人企业内部的资产、业务关系（例如多分部制企业）或者是多个法人企业之间的临时性市场交易关系，而是多个法人企业之间长期、稳定和密切的关系。尽管如此，企业集团一般不被登记或者当作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在经济转型国家，这种多个法人企业之间长期、稳定和密切的关系在降低交易成本和弥补市场缺失方面表现出了特殊的竞争力。 

　　第二，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纽带是多重和复杂的，存在着以产权或者资产为纽带的资产型战略联盟的关系，例如控股、参股、合资、合作的关系；也存在着以合同或者契约为基础的非资产型战略联盟关系。最令西方学者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法人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和合同关系，而是经济转型国家所特有的法人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行政关系。因此，如果不是为了强调新型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之间存在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与行政关系，西方学者一般不会使用“企业集团”的概念，而是采用战略联盟、战略外购或者网络组织等概念去描述法人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引进“企业集团”这个概念时，我国是把企业集团当作一种存在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或者法人联合体来运用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企业集团”这个概念在我国的使用范围和频率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但是其内涵却越来越偏离了“中间组织”或者“法人联合体”的原义。 

　　“企业集团”概念的引进 

　　我国企业集团的出现是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亟需通过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以满足迅速扩大的社会需求，其中扩大企业自主权需要实现政企分开，扩大生产能力则需要打破行政上的“条块分割”，因此在学习已经实现经济起飞的日本和韩国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引进企业集团的概念，导致了3种类型企业集团的出现和发展： 

　　（1）企业联合型为了打破当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谓“条块分割”状况，国务院于1980年下达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目的是促进刚刚获得经营自主权的企业之间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合作。为了防止这种经济合作失去控制，并为了减少矛盾，国务院又在1986年下达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推动横向联合的企业之间实现“六统一”，并且给予一些大型联合体计划单列的待遇。1987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企业集团”的概念。因此，中国企业集团产生的第一种，也是最典型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推动国有企业横向和纵向联合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手段推动经济联合从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 

　　（2）政府重组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的各种经济部门实际上都管理着许多的“独立”法人企业，它们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各个不同的领域或者在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政府一方面要“搞活”国有企业，培育竞争主体，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对这些国有企业的控制和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政府就通过建立“企业集团”这样的“中间组织”，将原来的政府经济部门全建制地转化为企业集团，既实现了政企分开，又保持了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在这个特殊时期，由政府部门转变而成的企业集团总部没有被明确指定为下属国有企业的产权所有者代表，因此这种方式产生的企业集团仍然是基于行政关系的国有企业法人联合体。 

　　（3）自然成长型我国也有少数企业（国营、集体和民营企业）经历了从单一行业经营到多元化经营的成长过程，从而成为企业集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获得政府的承认与支持，寻找合适的概念去反映企业的这种发展和变化，它们也借用了“企业集团”的概念。从表面上看，这些法人企业通过多元化投资而成为企业集团，与前2种类型的企业集团在建立方式和连接方式上有非常大的区别，更像西方所说的控股公司或者母公司。但是它们最多只能被称为控股公司的雏形或者说是基于行政关系的紧密型企业法人联合体，这是因为：①这些企业集团本身的法人财产权没有得到确认，它们的子公司随时可以被政府部门划拨出去；②它们对全资企业的管理主要不是依据产权，而是依据行政权。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中国企业集团的确是横向和纵向相关的独立法人之间的一种合作关系或者制度安排，这与国外对企业集团特征的描述基本一致。为了增加某种类型产品的生产能力，一些大企业联合了自己上下游企业，组建了若干生产协作性的联合体，即最典型意义上的企业集团。虽然后2种方式产生的企业集团更像西方意义上的“控股公司”或者“多元化经营企业”，但是由于其内部的连接主要还是依靠行政纽带，因此被称为企业集团也是可以的。
“企业集团”概念的背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联合型企业集团，即没有登记成为法人的松散型企业联合体的成长遇阻，相反，大量出现和迅速发展的基本上是政府重组型和自然成长型企业集团。推动企业集团在这个特殊的阶段迅速发展和壮大的力量主要来自2个方面：①政府推动。1991年以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的请示》、《试点企业集团审批办法》、《乡镇企业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暂行办法》、《关于国家试点企业集团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法规。②市场带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又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市场机会多，机会带动而导致相当多的企业采用了不相关多元化发展的战略；企业集团总部一直被看成是最好的“资金放大器”，这个时期资金相对缺乏导致了许多企业走上了集团化道路。在市场机会多而金融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这2种企业集团内部存在的不明确的资产连接和明显的行政关系更有利于发挥财务上的范围经济效益，成为金融市场缺失的一种更好的替代组织或者机制。到1993年底，全国登记为“企业集团”的企业已达7500家，如果考虑民间没有登记而自称为“企业集团”的企业，这个数字将超过1万家。 

　　中国企业集团数量上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重大的危机：①由于各个企业集团都是利用自己的财务杠杆进行多方面融资、跨行业投资、高度的分权管理，导致企业集团总部既无法在经营上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又丧失了对下属企业在战略、财务、资产等的控制，其中，国有企业集团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在过分多元化与管理失控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②国内众多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突然加剧，许多行业出现了结构恶化与恶性竞争，企业集团面临收益下降和资本结构恶化。③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过大，基础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间的“三角债”增加，银行不良贷款巨大。从1993年中开始，国家终于开始了一轮、也是至今为止最有力度的宏观调控，包括银行信贷体制改革。至此，市场的供过于求和银行信贷体制的改革宣告了高度不相关多元化发展时期的结束，也导致了仅仅依靠行政纽带而在战略、投资、财务和资产管理上失控的企业集团走到了尽头。 

　　此后的多年里，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我国国有企业集团发生了“质”的改变： 

　　第一，通过实施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将国有资产的经营权委托或者授予企业集团的总部，将政府与国有企业集团和企业集团与内部成员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转变成产权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为整个企业集团内部的产权改造提供合法依据。 

　　第二，推动企业集团在进行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明确产权关系、建立产权纽带，推动下属企业的产权改造，从而使原来企业集团内部基于经营和行政连接而存在的所谓核心、紧密、半紧密和松散的关系转变成为基于产权连接的全资、控股和参股的关系。 

　　第三，在实施新的《公司法》的基础上，推动企业集团按照母子公司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健全母子公司的治理结构，规范母子公司的行为。借助这样的管理体制，企业集团对成员企业的管理必须依据产权纽带、必须通过董事会得以实现；企业集团控制和影响下的法人企业之间必须按照市场规则发生交易关系，否则就是不正常的关联交易。 

　　这种以明晰产权和建立母子公司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有效地克服了我国企业集团在公司治理和管理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在创造大企业的道路上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但是，同样的改革措施却使中国企业集团在本质特征上越来越偏离“企业集团”概念的原来的内涵——法人联合体，相反越来越接近西方意义上的一种大企业——控股公司。 

　　“企业集团”概念背离带来的束缚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有能力抵御全球化企业的进入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当前我们最应该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企业能够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早在1995年，美国管理学会的前主席威廉·纽曼教授就曾经指出：中国需要在竞争性行业中建立世界级企业。2002年，美国战略管理学家陈明哲教授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中国企业不可能利用低成本优势“走出去”，然后在西方国家中提高竞争力，实施高差异战略。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不会轻易容许中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但是中国企业又不能学习美国企业的模式，即先在国内市场做大，然后再走向国际，因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做大以前全球化企业就已经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了。中国企业需要将自己有限的资源高度集中于相对集中的行业，争取在素质而不是规模上达到世界级水平，通过横向与纵向整合，形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上的国际竞争力。在全面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展世界级企业的过程中，中国应该直接发展和扶持大型企业或者大公司，而不应该是采用不相关多元化战略和控股公司模式的企业集团。这种企业集团既容易导致过分多元化，又不利于发挥经营上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面对全球化给我国企业带来的冲击和机遇，完成了产权改造和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企业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继续在现在的意义上使用“企业集团”的概念，将不利于我国企业的成长，妨碍我国在竞争性行业发展出一批世界级企业： 

　　第一，在建立母子公司管理体制的过程中，如果继续沿用“企业集团”，而不是强调企业的概念，将导致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集团总部转变为“控股公司”（例如各个地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并且专门从事所谓多元化发展与资本经营。这种“控股公司”的生存欲望将从根本上阻碍它们降低多元化程度和实施对国有企业的改造。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需要我们逐步减少或者消灭这种所谓专门从事资本经营的企业集团，培育更多专注于相关行业经营的大企业。 

　　第二，在建立母子公司管理体制的过程中，如果继续沿用“企业集团”这个概念，而不是采用大企业的概念，将导致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集团忽视集约经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经济和获取范围经济效益的作用。“企业集团”这个概念的核心是松散的法人联合体，如果在保持这个概念的前提下对成员企业进行产权改造，就会没有意义地在企业集团内部设立过多的独立法人企业，从而严重影响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影响核心专长的共建与共享。因为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法人企业是平等的，不存在直接的控制与指挥的关系，企业集团如果要集中采购、规模生产、统一营销等就将受到诸多的限制。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要求我们逐步减少而不是增加内部的独立运作的法人企业。 

　　第三，在重点扶持大企业集团的过程中，继续沿用“企业集团”的概念将误导一些成长中的上市企业和民营企业。政府原希望扶持的是主业突出、规模优势明显和行业竞争力强的企业，但是如果采用“企业集团”的概念，就可能而且事实上导致许多单一行业的上市企业和民营企业希望成为多元化的企业集团，或者不适当地将密切相关的内部经营单位变成独立运作的法人企业，从而牺牲一些本来有可能成为“行业冠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民营企业的前途。 

　　结论：企业集团概念的回归 

　　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恢复“企业集团”的原本含义，即明确企业集团作为一种法人联合体而不是法人这样一个根本特征，在此基础上不仅各种相关的分歧可以得到统一，更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可以得到防止或者解决。 

　　第一，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恢复“企业集团”概念在国际学术界认同的本义有利于将对企业或者公司的研究与对这些企业或者公司的某种特性的研究加以区分，实现与国外学术界的完全接轨。事实上，把企业作为一个企业集团来加以研究只是反映了这个企业与其外部企业的稳定关系，或者说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某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与之相关的概念还包括了战略联盟、战略性外购和战略网络等。但是，这个企业完全有可能具有其他更为重要和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特征，例如它有可能是一个控股公司或者母公司，因为它通过投资而控股或者参股许多企业，但是它并不实际经营这些企业；它有可能是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因为它不仅投资而且在多个行业经营，但是它采用的是事业部而不是母子公司结构；它还有可能是一个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因为它进入了多个国家的市场，并且建立了海外分公司或者子公司。 

　　第二，从政府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恢复使用“企业集团”的本义有利于切断“企业集团”与“大企业”或者“竞争力强的企业”之间的必然联系，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为了应对中国加入WTO，我国政府应该发展和扶持的是那些行业特征明显、行业市场占有率高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或者“强”企业，而不是那些多元化程度高、无法建立核心专长和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的企业集团。我国政府应该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发展和扶持大企业或者大公司，从而推动现在的企业集团降低多元化程度，提高行业集中度；关注于建立核心专长，提高产业链整合能力；追求在行业中做强，而不是规模上做大。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仍然可以采用鼓励“企业集团”的方法去鼓励大企业之间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 

　　第三，从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恢复“企业集团”的本义有利于切断“母子公司管理体制”与“大企业”或“竞争力强的企业”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使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更适合“做强”。虽然建立母子公司的管理体制有利于理顺国有企业集团内部的产权关系，但是它仅适合于采用不相关多元化战略的控股公司，而不适宜于采用纵向一体化、相关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战略的企业；这种管理体制可以加强资产管理与控制，但是无法实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益；这种管理体制有利于企业将资产与经营规模扩大，但是不利于企业在一个或者几个相关行业中做“强”。现在相当多的大型企业就是因为自己有“企业集团”这个“名”而把自己定位为资本运作中心，因此这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增加多元化程度；或者是在已经降低多元化程度之后，还在建立和强化母子公司的管理体制，结果严重影响了组合效益、规模效益的发挥。

　　　　　　　　　　　　　　　　　作者:蓝海林 来源:《新华文摘》2007年第15期

蓝海林教授简介

2003-12-09 09:38:29　羊城晚报

　　蓝海林　男，汉族，1959年8月出生于广东大埔，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蓝海林教授是我国较早研究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技术的学者之一，其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将战略管理的理论与中国企业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最近十多年来，他在学术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主持了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6项国家或者省级各类科学基金项目。先后在《Academic  of  Man-agement  Executive》（SSCI）和《管理世界》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和编著著作4本，分别为《技术创新与广东工业技术发展的战略研究》、《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技术》、《迈向世界级企业——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和《战略管理》，同时担任中国MBA“企业战略管理教学大纲”的主要编写人。蓝海林教授自1994年以来结合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和技术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咨询，共主持横向项目20余项。他的《企业战略管理系列咨询报告》获得了第二届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蓝海林教授热爱教学了作，教学成果多次获得奖项。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是蓝海林教授一贯的行为准则，已经培养毕业了50多名硕士和4名博士，目前在培硕士研究中14名、博士研究生16名。他不仅教育学生如何做学问，更引导学生如何做人，他的师德深为学生所敬佩。（编辑：莫凡）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印度烈火3导弹可攻北京 曾试射失败栽入孟加拉湾

　　核心提示：印度媒体近日称，印度已作好烈火-3型弹道导弹的试射准备，这次测试将在5月5号-9号之间进行。一名印度官员指出，烈火-3是一种射程超过3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能携带核弹头，可以用来吓阻中国的导弹。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印度始终不忘与中国为敌!窥视我西藏已久,就连达赖的流亡政府也是在印度成立的。所以我国要提高警惕，谨防另外一个军事国家的崛起！

交易费用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

目录   1 什么是交易费用理论？ 2 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假设和重要结论 3 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与决定因素 4 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 5 交易费用理论取得的进展 6 交易费用理论与兼并 6.1 交易费用理论与垂直兼并 6.2 交易费用理论与混合兼并 7 交易费用理论的意义

罗纳德·科斯(Ronald·Cosas)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以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摩擦，因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 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 交易费用低。

　　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以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的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

管理费用。当管理费用的增加与市场交易费用节省的数量相当时，企业的边界趋于平衡（不再增长扩大）。

　　交易费用理论仔细区分了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交易。市场交易双方利益并不一致，但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企业内部交易一般是通过长期合约规定（如企业主和雇员），交易双方利益比较一致，但地位并不平等。市场交易导致机会主义，但在企业内部，机会主义对谁都没有好处。

科斯并没有明确指出；稀缺就是产生文易费用的根源 尽管他实际上已经揭示出了这 一点，他只是从实事出发，贩子交易以稀缺性，从而把交易作为制度经济学购基本分析单位 但他没有分忻其产生原因。

　　威廉姆森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要深刻的多。他指出影响市场交易费用的因素可分成两组：第一组为“交易因素”．尤其指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及交易的技术结构——指交易物品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频率等。第二组为“人的因素”—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他指出，由个机会主义行为、市场不确定性、小数目谈判及资产专用性的存企 都会使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当然，他山没有指出文易费用为什么产生，只是列举了“交易”稀缺性的几个表现或仅指出了市场中交易费用上升的原因。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许多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7)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他认为，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将来的情况不确定，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各种形式:

　　（1）交易双方为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而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2）交易双方发现事先确定的交易事项有误而需要加以变更所要付出的 费用；

　　（3）交易双方由于取消交易协议而需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损失。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0)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因素构成 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

　　杨小凯(XiaoKai Yang, 1991)则从劳动交易和中间产品交易角度区分了企业和市场，认为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市场组织替代市场组织。后来，杨小凯 (YaoKai Yang, 1995)又进一步研究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际替代关系取决于劳动力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

肯尼斯•阿罗明确定义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操作的成本” 。

　　四是强调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核心，突出真实信息的表现及获得和识别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信息成本的高低，即市场价格信号的真假以及对其识别的敏感，根本取决于产权制度所规定的市场交易当事人的权利及责任、风险界区是否明确，价格归根到底是产权的市场运动形式。

　　五是强调交易成本是人们发生普遍社会交换关系中发生费用，其发生的前提是人们的利益分歧，这种分歧的克服和协调发生的成本本质上是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等等。

垂直兼并

　　在交易费用理论问世之前，纵向联合（垂直兼并）理论可以归为两大类，即“技术决定论”和“市场缺陷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许多生产阶段在技术上紧密相联，属于同一企业经营范围。是技术经济的需要，把这些具有技术联系的生产阶段组织在一个企业中更为合理和经济。

　　“市场缺陷论”的特点在于着眼于市场中的一些“缺陷”，即市场中偏离纯粹市场竞争模式的现象，来说明纵向联合可以改善经济效益，提高利润。这些市场的“缺陷”包括垄断、寡占、非完全竞争等市场模式。

　　应用交易费用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垂直兼并垂直兼并的关键问题是“资产特定性”，即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资产有三种特性：

• 一是资产本身的特定性，
• 二是资产选址的特定性，
• 三是人力资产的特定性，

　　上述三种资产特定性的任何一种都能促使企业进行行政管理垂直兼并。

　　一般来说，资产特定性越高，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越大，垂直兼并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资产特定性达到一定高度，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就会阻止企业继续依赖市场，这时垂直兼并就会出现，因此，在一个工业部门中，资产特定性越高，垂直兼并的现象就应该越普遍。反之，如果一个工业部门的资产特定性越低，垂直兼并的现象应该减少。

混合兼并

　　把混合兼并理解为部门企业组织（M结构）的自然发展，这种混合型组织是为了组织极其复杂的经营活动，由于多部门组织管理互不相关的经济活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把混合企业组织视为一种内部资本市场是交易费用理论对混合兼并的有力解释。它反映着资本市场经由管理协调取代市场协调而得以内在化，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是把注意力引到企业在我们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上来，就错了；在我 看来，这一结果是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我以为这篇文章在将来会被考虑具有重要贡献的是，把交易成本明确地引进了经济分析之中。”(科斯，1991)。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wiki.mbalib.com/)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 　　奥利弗·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威廉姆森对这一新分支的命名。当代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仑、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因此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高斯本人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生平简介 　　1932年，威廉姆森出身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镇，苏必利尔难以称之为人才的摇篮，它那时是、现在仍然只是一个三万人的小城镇，是苏必利尔湖西岸的一个港口区，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里航运停业，因此，小城的就业就有很强的季节性。即使在战争年代造船业繁荣的时代，许多家庭仍然需要依赖副业为主。他也只是出身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斯科特·威廉姆森和母亲露茜尔·威廉姆森之间相识时只是一个小农庄里的中学教师，他父亲教物理、化学、手动课，并且是该校棒球队的教练，他母亲则教拉丁文、法语、德语。她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斯科特和他的“头儿”结婚后，参与了岳父的不动产生意的经营，直到退休。苏必利尔的学校师资力量也并不算雄厚。除了一个小小的教区教育体系之外，城里仅有公立学校。 　　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也并不是威廉姆森早期而为之的。起先，他曾想成为一名律师。但在读高中时候却喜欢上了数学和自然科学，并谈论起成为一名工程师。那么，是什么使他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作出了公认的成就呢？从威廉姆森的实际经历来看，至少有以下因素。师承和交往。他父母是普通知识分子，但也具有各自的优良品格。母亲聪慧，有语言天才，且及其神往于至善至美的境界；父亲热心公益，为人慷慨，秉性廉政。这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中毕业后，他学业起步不高，去黎庞学院完成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提供的联合教学大纲，刚进黎庞学院，威廉姆森的能力和学业都并不很出色。但不久，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而终于赶上去。原来的教学大纲是需要在黎庞学完3年才去麻省继续读2年，以完成全部课程，但入学2年后，他就进入这所世界一流的理工科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浓厚的研究空气给他以很深刻的影响。 　　1958年，威廉姆森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的哲学博士学位，这个专业领域在当时是不很明确的，他专攻市场学。当它学了以保罗·萨缪尔森著作为教材的经济学课程后，他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广泛地选修了诸如肯尼思·阿罗等人的经济学理论课程。1960年他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新的兴趣最终使他下定决心去卡内基工程学院完成自己的哲学博士学位，并走上了在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中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生涯。 　　卡内基学院的研究活动十分活跃。学生们尊重老师，但低年级学生并不排斥参加研究。事实上，完全可以期望大部分学生在获得学位之前都能发表论文。威廉姆森就读期间，赫伯特·西蒙对卡内基学院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他的活动领域包括经济学、统计、会计学、心里学、计算机科学、哲学、组织理论和政治学。他在这些领域里都发表过重要的论文。而理查德·西厄特（主要贡献是发展了厂商行为理论）、阿伦·梅尔泽（主要贡献是货币同经济活动和价格关系的理论），对他在卡尔基学院时学术思想逐步成熟也具有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影响力。1963年，威廉姆森获得了卡内基一德梅隆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 　　此后他先后与彼得·戴蒙德（主要贡献是最优税收、不确定性和一般均衡理论）、戴维·莱德勒（主要贡献是货币理论）、丹尼尔·麦克法登（主要贡献为计量经济学）、西德尼·温特（主要贡献为厂商和工业理论）、阿门·阿尔钦（产权理论主要代表之一）、戴尔·乔根森（主要贡献是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安东尼·唐斯（主要贡献在于将经济分析应用于研究民族政党和官僚主义组织的政治理论）、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和家庭经济学的先驱者，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罗德·德姆基茨（主要贡献在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克劳斯·罗斯（主要贡献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托马斯·萨金特（是合理预期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等等这一长串杰出学者共过事，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拓展了视野。 　　重视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回顾我所研究过的课题时，我感到时间十分重要”。 　　威廉姆森在读书时就为今后的时间活动打下了基础。在苏必利尔的夏季，每个学生都会从事某种体力劳动。在求学期间，威廉姆森曾粉刷过房屋，曾为一个挖掘工安放下水管，还做过汽车装配工的助手，曾在当地炼油厂的试验室里找过一份工作。这一切，形成了他今后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1955年，由于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学士学位后的第一份工作，威廉姆森成为美国政府的一名项目工程师。这使他能经常参观项目所涉及到的那些政府部门和企业，那些大企业的开创者的素质，深深地打动了他，并充分了解了科层组织是如何运作的。这份工作还使他有机会去日本、韩国和台湾，以及遍访世界各处。这为他此后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 　　他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工业组织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后，1966年9月他再次从事了实际工作：他在华盛顿担任了反托拉斯部长的特别助理。这11个月的工作使他有充分的机会经手了一系列重要的反托拉斯案子，也深入地了解企业兼并中会发生的种种问题。这些经验对他今后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是必不可少的。 　　注重跨科学的研究。作为以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士，威廉姆森有着扎实的数理基础。取得博士学位后，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工业组织。1965年夏天，当他正以最大的工作量来研究如何评价厂商规模界限问题时，他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与阿门·阿尔钦、加里·贝克尔、哈罗德·德姆塞茨等组织的一群对产权经济学有兴趣的学者相聚了，并开始对产权理论有更大的兴趣。在反托拉斯部工作期间，他与该部评价处从斯坦福和哈佛聘来的一批十分出色的年轻律师有了密切的配合关系，使他对法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重返宾州大学实施新公共政策分析的哲学博士计划，需要开设的组织理论课程时，终于有了崭新的眼界，这就使他转向了交易费用经济学。 　　他的研究是从劳工组织这一分支开始的。和他同一工作的是他的研究生杰弗莱·哈里。哈里的妻子是一位律师，她提醒说这项研究必须注意组织与劳工法律条文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市场与组织》一书逐渐形成。 　　1977—1978年，威廉姆森在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时，密切注意了法学界关于合同法的最新研究成果。麦克耐尔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关于契约类型所作的区别，启发了他的研究思路，并由此而发表了重要论文《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管理》。 　　正由于他在跨科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1983年威氏被聘任为特意把法学院和组织管理学院合并起来，并且后来还包括了经济学的“耶鲁组织与管理学院”的院长。 　　重视办刊物。威廉姆森在学术生涯中十分重视办刊物。他从1973年，开始为《贝尔杂志》的副编辑，以后仍担任该刊物的编辑和合作编辑。他使交易费用经济学成了《贝尔杂志》的新方向，并由此使该杂志迅速发展。在1975—1979年的论文获奖方面，《贝尔杂志》在各经济学刊物中居第8位。 　　他在耶鲁任职后，又创办了一个新刊物《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以鼓励跨学科的研究，威氏深信，法律，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的交叉，肯定是富有等国的。 　　当然 威氏在政治中也有不足之处。他的出版物虽然立论小心、逻辑严密。但文字晦涩，十分难懂。这是经济学界公认的。连他自己也都不讳言这一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来源<百度百科>

——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程恩富                                    菌藻共生的地衣可以抵御极为严酷的环境，而珊瑚与藻类共生则使珊瑚礁成为生产力最高的生物群落之一。反刍动物胃中的微生物帮助分解草中纤维素，为宿主提供糖源。这种相依为命的互利叫做专性共生，它与双方互利而又尚未达到相依为命程度的初级合作略有差别。按照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的定义，共生是一起生活的生物体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的物质联系。生物的共生同竞争一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的经济活动除了激烈的竞争，还有没有共生现象？答案是肯定的。就小型企业来讲，其共生关系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小—小共生关系，另一类是大—小共生关系，前者反映的是小型经济内部的共生情况，后者反映的是小型经济外部的情况；就产业共生关系而言，包括产业内共生关系和产业间的共生关系。因此，小型经济的产业共生关系呈现四种典型组合：产业内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产业间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产业内大型经济与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产业间大型经济与小型经济的共生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类似生物的多种共生，大小企业共生、多类产业共生和多元产权共生等现象，构成了一道道特别靓丽的风景线。 　　生物学中的进化，在其他场合常被称之为演化。而演化一词作为广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非生物学领域，如天文学、地质学和经济学等。因为在生物进化和经济演化之间有着许多特性，生物学方法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和青睐。就在凡勃伦1898年发表《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一文前8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面世。不同于其同时代的杰文斯和瓦尔拉等人，他宣称推崇生物学模拟。他的名言是：“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在于经济动态学”。不过，一般认为马歇尔之援引生物学模拟是局部的、不完全的，而且主要受到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进化论者斯宾塞而非达尔文的启发。话虽如此，帮助使“经济生物学”的一种变体存在至今的无疑还是马歇尔传统的一部分。 　　战后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复兴，初露端倪是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阿尔奇安，他于1950年撰文《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发表对“自然淘汰”方法的应用看法。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围绕经济学中应用进化论思想的重大争议旋即爆发，其中包括了彭罗斯1952年发表的重要文章《企业理论中的生物学模拟》。此争议渐息后，生物学方法的探讨再度成为冷门。 　　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贝克尔、赫什利弗和塔洛克等抓住新兴的 社会生物学 ，并视之为对其个人主义假设的证实和对跨越生物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的普遍规律的确认，分别发表了《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遗传合理性：经济学与社会生物学》、《从生物学观点来看的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与经济学》等论文。他们把稀缺性和个体竞争等现象看成是在经济学和生物学两个领域的相通现象。在80年代初，随着纳尔逊和温特的重要著作《经济变迁的进化论》出版，经济学援引生物学思想呈现新趋势。该书有对基因（企业的程序）、变异（企业寻求新技术）和淘汰（赢利企业获得发展）等概念的明确说明。1993年，霍奇逊出版了演化经济学思想史的力作《经济学与演化》，并于1998年又编辑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的基础》一书。争论的结果是进化论模拟和模型在经济学中的使用出现了指数式的增长。为了推动经济演化的探讨，1965年在美国成立了演化经济学学会，1989年又成立了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并创办《演化经济学杂志》。 　　人们日趋认识到，生物学中的许多理论都是经济学可借鉴的，如动物的利他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自私人假设”的反驳，动物的“拟态行为”和博弈论中的学习理论，动物的社群关系和产业组织理论中产业布局以及进化稳定战略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都是极复杂的，这是生物学思想之所以对经济学有重大意义的一个缘由。经济学研究借助于生物学思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信念：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与生物有机体和生物过程的共同之处，比它们与行星等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经济毕竟涉及活生生的人类，而不仅仅涉及粒子、力和能。进化论应用于经济学较之采用力学模拟，显然具有更大的方法论优势。 　　不过，生物学过去曾被社会科学家严重滥用过，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后来出现过生物学思想与亲贵族主义、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等思想意识和政治运动可悲联姻的插曲；现在也还有人误以为，基于“适者生存”这个概念的进化论思想是含有拒绝任何一种国家补贴或干预之意的。应该说，进化论并不总是意指竞争结果最佳或进化“进步”规律或自由无懈可击。尽管如此，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趋势，这确实应验了凯恩斯的名言——经济学家的“麦加”是在生物学。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哈恩也曾预言，21世纪，该学科将恢复其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 　　经济演化理论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强调在渐变与突变的双重作用等等，深化了对人类经济活动及其演化的认识，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演化经济学的熊彼特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均较推崇马克思，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积极汲取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合理思想和方法，去实现马克思研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光明日报　2004-03-30

生物经济学的概述
　　生物经济学：是研究生物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复杂联系的学科，即生物经济系统的结构及其矛盾运动发展规律的学科，是生物学和经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
　　生物经济学是生物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行动者会在资源创造和资源窃取之间进行利润最大化的权衡。它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而诞生，关于生物经济学的特点及主要研究内容，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认可的范畴。不过，相信在不久的未来，生物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中将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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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监理公司主要受故雇于建设业主，由业主支付其监理费用，而且还有一部分保证金被压在业主那里。所以，监理工程师的公正性受到很大的影响，很难做到中立的行使监理权。针对这种情况，我想是否可以从“监理受雇于谁”的角度出发，来解决其中立性的问题。

       设想监理不仅受雇于建设业主，还受雇于建设承包商，让业主和承包商共同选择监理单位，并且由他们共同承担监理费用，这样，当监理在协调业主和承包商的时候，会均衡考虑双方利益，这样其中立性的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呢。

       这只是我针对以上问题的突发其想，其合理性还待深入研究。但愿以后有时间能深入了解其中情况，为问题的解决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常路彪于2008年3月20日夜